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扭转当前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的不利局面，逐渐实现司法权力的规范运行。

尽管立法对新闻记者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没有具体明确，但是相信随着司法公开改革的深化发展，我国自媒体直播庭审的规则也会不断地完善。如何合理使用这把双刃剑，英国、美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5]案件应当以严肃认真的方式报道，然而微博因其固有的快速、简略、轻松的报道方式以及无严格规范的限制而使对案件的报道显得随意，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很难消除。如果是记者或法律评论员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无需向法院提出申请，但是普通公民使用自媒体直播庭审必需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在获得法官许可后方能使用。第三，新闻记者在通过自媒体传播庭审的过程中还必须遵守相关的行业规则。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媒体 公民记者 直播 庭审 。关键词：自媒体 公民记者 直播 庭审 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

同时，考虑到在个案中，实时文字报道可能对案件的证人、陪审员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过多的移动电子设备的使用会干扰法庭自身的设备使用，干扰正常的法庭秩序，法院有权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且可以随时撤销许可。2007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1990年代后期始，亲属容隐在大陆沉寂多年后，因本乎伦理、出于人性、顺应人之常情，应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之需，重新凸显，研究复苏：范忠信教授以高水平系列论文率先切入，经多位学者研究尤其以郭齐勇教授代表一方、以邓晓芒教授代表另一方激烈论争而达阶段性高峰。

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病重，家中无成年子女侍奉，又无近亲者，子孙对国家的法律义务可被豁免，而优先全身心尽孝，现任官员可弃职而居家侍亲，新任命官员可辞不赴命就职。其有力证明是：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公元前256年，延续700多年）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延续400多年）唐（公元618－907年，延续289年）等朝代悉心敦睦伦理，而长治久安、富裕强大文明，创造出中国史、世界史上雄浑的乐章：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延续15年）强大一时，却以严刑峻法破坏伦理，短命而亡。亲属容隐之所以发生发育且长久而普适，生命力之一在植根本真、出于人性：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爱亲人、敦亲情、睦伦理，是人性之素，演化为常态伦理事实。[8]水在0℃以下结冰，水性以特殊方式表现冰性，水和冰、水性和冰性息息相通。

[27][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历史上，秦隋等王朝强大一时却迅速覆没，周、唐、汉等王朝则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分野之一在是否行亲属容隐，从而表明，亲属容隐是长治久安之道。

注释: [1]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4][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0]《晋书》卷30，中华书局1974年版。如果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3]，巧笑、美目的姿美，是因倩、盼的质美。

[39]《尚书?泰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实际上，则因为胆小、自保，而出卖亲友，更因为企图以此获利，而为私欲甚至卑鄙目的，希图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而告密甚至诬告、出卖亲友更遑论他人。若坐实，则须依法承担有关责任甚至罚责。公权力运行中，鼓动、强制夫妻反目、亲子结仇、同胞残杀、朋友背叛，从脱离关系、划清界限甚至落井下石，更不用说师生、师徒、上下级间从告密到出卖，恶性繁衍甚至成风。

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14]韩愈：原性，《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张载：《正蒙?诚明》，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更有甚者，野心家阴谋家一贯以革命名义，行一己私利。

若离开伦理性，则没本。所以，凡不得不遵从人性的必然性的（也就是遵从自然本身，因为我们认为自然的作用因人而显）也遵从人的力量。[10][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上述三层面表明，人性以社会性尤其是伦理性处在自然性、神性之间，基于又超越自然性而不限于更不役于自然性。[25]《汉书》卷8《宣帝纪》(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凡此，从伦理本体奠定了长治久安、繁荣发达的基础，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共铸统一强大、繁荣文明的长治久安之道。

法律为了惩罚背叛，却倡导背叛，虽然旨在对付犯罪，手段却恰恰是罪犯都鄙夷的背叛、出卖等，充其量以恶制恶，势必助长甚至纵容在罪犯都鄙夷的恶德，最终沦为合法犯罪。[29]吴兢：《贞观政要》卷2《任贤》，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

一、人性因基于并超越自然、向往却不及神性而孕育亲属容隐 天命之谓性[3]。[34]《汉书》卷22《礼乐志》(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纯粹原子化个人及其所生极端个人主义充其量只在理论抽象中有一定解释力，现实中全不存在。[41][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或者，有可能，既硬性规定举证义务必须履行，又不能不最低限度上顾及人性，因常人做不到，而并不强求该亲属履行举证义务、举证其涉嫌违法犯罪的亲属。亲属容隐就其根源、发生、欲决两难、宗旨、所达效果，则远超出刑法甚至法律，而进入伦理的、政治法律的、社会的乃至信仰的深广领域，意义丰厚。时隔千年，百年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思想认识和制度设计中，否认人性，否认亲属容隐这一类制度。诉诸并寄希望于强制，则只会生恶，不会生善。

商鞅被害后，秦国继续变法，持续发展，很快武力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道路，建 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超出常人接受能力、行为能力，不切实际大幅度抬高对公民的要求，如此不人性要求至圣如尧舜尚且都做不到，却强求普通人必须做到，那么，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迫于淫威，有多少人能不作假而不怀疑？如果靠公权力强制大义灭亲，则势必危及私权利，危及伦理，残害人性，侵犯人权，破坏公序良俗美德，最终也伤害法律本身，充其量只是以恶制恶。

但，长远、全局、深层上，此所谓法律必残酷至极，因违背人性而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27]，最终自我否定： 其一，违背人性。[23] 当此两难，亲人间出于人性，自会彼此容隐。

同理，天在特定发展水平上发育出人，人是天的特殊发展阶段、天的一部分，但绝不等于天。秦亡汉兴这一类历史表明：肯定亲属容隐、悉心敦睦伦理，还是拒绝亲属容隐、恶意破坏伦理，从伦理本体决定着一国是长治久安，还是动荡不安甚至短命而亡。

这一类伦理事实均从正反面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共同凸显人性的特定层面。……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于是，对此人性之素，是否承认、尊重、维护，从伦理的、本真的、底线的从而人本的、人道的意义上，决定着人之所以为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有情有义有理的伦理人、社会人，即便不是法律人、政治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从而求解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及其伦理危境和法律危机而两全，并顾全公序良俗美德而多全。

[31]《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7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人作为社会关系中人，伦理意义上甚至本体意义上就是伦理中人，因各自伦理和他人互动而生成，因从不同伦理中和亲人相濡以沫、和他人互动而生共同人格，发育出人性的社会性、实践性、理性，以及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等多方面丰富内容，从而以社会性包括伦理性而永葆常性。

冲突如仅限于个人，则是局部、暂时的，影响不大。尊重和保护人性，将特定当事人在伦理危境中爱亲人、敦亲情、睦伦理的要求、主张和行为常态化、普遍化、制度化，从制度上承认、尊重、保护，以保证陷入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的人们有权利优先悉心敦睦伦理，同时从本根维护法律关系。

也可能，该举证义务因严刑峻法、公权力强制而被迫履行，却严重破坏伦理，进而鼓励甚至纵容人们无视伦理乃至自相残杀，无异于溺陷其民，且破坏社会的伦理本体，破坏人们的善良品质，恶化伦理危境，从深层危及公共秩序，从而无异于直接间接破坏法律关系、规避法律义务，形同公权力违法犯罪。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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